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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郭沫若诞辰116周年，他在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 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有删节)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80年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青年偶像也一样。这个时期的偶像如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

 

周杰伦pk雷锋

张海迪

谁没有过青春年华？谁在青春年少时没有过偶像崇拜？然而，在不同时代的青春话语里，偶像的含义也是各不相同的。

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北岛、三毛，90年代的“刘慧芳”、罗大佑、崔健、周星驰，新千年以后的“小燕子”、超女、周杰伦、姚明、刘翔、“许三多”……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

70年代末：

第一批青年偶像发端

70年代末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

其中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百业凋敝，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歌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陈景润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于科学的投入、执著、严谨以及爱国主义的激情，感召了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投身科学研究的领域。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8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新一批青年偶像也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歌星”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

对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格外动人；刘文正和罗大佑则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曲。《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随着胡适暮年漂泊到台湾，然后又随着刘文正手中的吉他流行到大陆。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然后是80年代具有批判色彩与人文精神的作品和90年代的情歌，在此后长达30年的岁月里，罗大佑已经谱写了150多首经典流行歌曲，是每一个十年的青年偶像。

第一批接触琼瑶的人回忆起刚看琼瑶电影的感觉说：“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第一次知道，原来恋爱可以这样谈！”但到了1981年，《窗外》、《聚散两依依》、《梦的衣裳》、《在水一方》……才正式征服神州大地的痴心男女。林青霞、吕秀菱、秦汉、秦祥林等偶像席卷了内地。

80年代：

复苏的时代偶像多元

80年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青年偶像也一样。

这个时期的偶像如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

80年代首先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要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战无不胜的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张海迪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是在她们的鼓舞下完成了自己的奋斗轨迹。

那时，张海迪的名字在神州大地到处传扬。这位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而不向命运屈服的姑娘，这位“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爬起来”的勇士，几十年来，学医救人、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一系列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张海迪做到了。聪慧的头脑，灿烂的笑容，坚忍与激情——张海迪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她作为偶像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朦胧诗与当年的新诗潮运动，在青年人当中的影响，超出了诗歌与文学的领域。年轻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成为80年代思想文化复兴时期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李连杰被导演张鑫炎相中，出演香港中原电影公司的影片《少林寺》中的主角觉远和尚。这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一反旧式武打片中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让海内外欣赏到了纯正的中国功夫……

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一个人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他的名字——李宁，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李宁不仅是25年来第一位大众体育明星，也是最成功的一位。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拥入大陆，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1983年，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让国人记住了“俏黄蓉”翁美玲；一部《上海滩》奠定了周润发的天王地位；日本的《血疑》带来山口百惠和满大街的“幸子衫”、“幸子头”。这个时期的港台歌星则有BEYOND、张雨生、费翔以及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传唱大江南北的张明敏等等。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80年代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偶像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90年代：

频繁更替的文化符号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

凯丽从此不得不成了另一个人：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的刘慧芳。

90年代，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90年代早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无厘头”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嘲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态度使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周星驰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盛行。青少年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娱乐明星，张国荣、梅艳芳、王菲、周杰伦、四大天王、 F4等等。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属于同龄人的“80后”作家也成为年轻人心中新的偶像，如韩寒、郭敬明等。

新千年：“想唱就唱”

琼瑶电视剧《还珠格格》不同于琼瑶以前塑造的那些中分长发、眼神痴怨、风花雪月的女主角，这个学习不好、会一点“三脚猫”武功、讲义气、大大咧咧的小燕子既不会吟诗作赋，也不懂卖弄性感，却俘获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

不管你喜不喜欢她，以小燕子为代表的野蛮女友类型已经深入人心。

2001年，一部《流星花园》使四个青春年少的“花样男人”第一次使“男性美”变成了大众的观赏对象，他们是扑面而来的唯美和青春，还一式四款，听凭人们各有所好、各有所选。

2005年，韩国电视剧里的大长今是阿信和刘慧芳的完美终极版，她除了具有阿信的坚忍、勤奋和刘慧芳的温柔、宽容之外，更有在美食、医学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大长今精神，同时，她还是一位大美女——秀外慧中的她简直找不到一丝缺点。同时，她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劲吹的“哈韩”风达到鼎盛的象征。

周杰伦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作曲人、作词人、导演。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人音乐界的地位，而周杰伦自己也与另外数位知名的华语音乐制作人，如王力宏和陶喆等，并列成为近5年来影响华语音乐最深的新人之一。周杰伦出生在台湾一个不富裕的家庭，自幼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生活比较艰难。可以想象这其中他付出多少努力和执著。

超级女声是由湖南卫视、天娱传媒联合举办的电视真人秀比赛，参赛者为年满18岁的、任何喜欢唱歌的女性，主旨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2004年首次举办，一炮打响，冠军安又琪、季军张含韵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2005年它更加火爆，无数人为选手疯狂。

杨利伟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偶像，是因为他“寄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2003年10月15日8时59分，“神舟五号”飞船起飞了。从飞船的舷窗往外望去，杨利伟看到了深邃而美丽的太空。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看到美丽的太空了。”

一个光芒四射的偶像，火得无处不在——他的名字叫刘翔，雅典奥运会上诞生的“世界飞人”。在男子110米栏这个欧美人长期垄断的项目上，刘翔以惊人的实力，向世人发出宣言：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完全可以跑得比欧美人还要快！

在《福布斯》2007收入榜上，姚明以2630万美元排名第17位。尽管未能进入前15名，但由于“从事NBA篮球这一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身在美国这一世界最好的金矿、依托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市场”等因素，他财富的增长指数比他的身高更有发展空间。

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虚构人物“许三多”凭借“钝感力量”被评为“年度新锐人物”。理由是：“许三多身上的钝感力量，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是快速成功学、浮躁社会的反义词”……

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岁岁年年，他们留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祁 建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核心提示：11月2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及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李大伦涉嫌受贿1434万，另有不明来源赃款共计1767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曾锦春犯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

 

李大伦和妻子陈立华受审（资料图片）

曾锦春受审（资料图片）

红网11月20日报道 2008年11月2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和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李大伦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妻陈立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被告人曾锦春犯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被告人李大伦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妻陈立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没收被告人李大伦、陈立华受贿所得财物、违法所得和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财物，上缴国库。

被告人曾锦春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没收被告人曾锦春受贿犯罪所得财物、违法所得及孳息和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财物，上缴国库。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原省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党委书记周政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0万元，与同案周政文、周政权犯罪所得及其孳息3027.25万元追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大伦自1999年2月至2006年5月在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建筑工程、采矿、任职、减免税费、解决贷款和原材料、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陈立华等人共同收受22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404.3281万元。此外，被告人李大伦的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尚有折合人民币共计1797.7393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被告人曾锦春自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利用担任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在矿产承包及纠纷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程承揽及招投标、税费的减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及诉讼案件的处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和子女(均另案处理)等人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195次，收受贿赂及索贿共计折合人民币共计3151.84万元。其中，曾锦春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639.4万元，美元4.25万元。此外，被告人曾锦春的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尚有折合人民币共计952.72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被告人周政坤利用担任省郴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收受贿赂135.7万元，伙同弟弟周政文收受干股分得红利598万元，感谢费76万元，伙同弟弟周政权采取名借实受的方式收受贿赂370万元，伙同妻子刘阳春收受贿赂100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大伦受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其在“两规”期间如实交待了大部分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且退缴全部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具有悔罪表现，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被告人曾锦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周政坤能配合侦查机关追赃，该案大部分赃款已追回。

依据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对三案作出了前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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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三不到书记，外号曾矿长，独揽郴州矿权  一审被判死刑

原副市长雷渊利：三玩市长，在郴州能叫出名字的情人有九个   一审被判死缓

原宣传部长樊甲生：三不准宣传部长，矿难灭火队长   一审被判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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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64岁的赵忠祥正式从央视退休。最新一期《南都周刊》专访赵忠祥，对于时下话题，他侃侃而谈，从艳照门再到选秀，而谈及收视压力时，更自信表示“我做任何一个节目，收视率都是最高的。”

 

赵忠祥与妻子合影，其妻张美珠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二人结婚40年育有一子。
保健医生饶颖05年爆“赵忠祥与自己有婚外情，且有性虐待癖好”，还提供录音证据。

南都周刊11月19日报道 谁都知道赵忠祥。饶颖改变了你知道的赵忠祥。此前，他是电视里的人。他是晚饭时你一边吃饭一边看的大脸叔叔。今年4月，64岁的他正式从央视退休。热衷于老年活动—写诗并且相信，他的诗有唐诗的意境。不管从哪方面，赵忠祥也决不承认是“老干部”，有关时下热门话题他自有独到见解—春晚，败在没互动；选秀，庸俗低级；艳照门，太下流？你真是不知道他一直话很多。

在2004年以前，要描述赵忠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的形象几乎可以与央视多年来树立的规范标准“德艺双馨”画等号，然而那年一个女保健医生饶颖惹出的情债纠纷却令“赵忠祥”三个字有了一个拐点。这段“人生中最后的绯闻”，可能令不少一辈子就抱着“十分想见赵忠祥”愿望的观众们顿感偶像缺失，又从赵忠祥开始，央视主持人频频背离标准，无论是黄健翔“失常”还是张斌的“婚外情”，都成就娱乐一时的集体狂欢。

饶颖事件：“我那两年生活仍然多姿多彩”

最近赵忠祥的名字又出现在娱乐版，博客上发表的七律诗被网友揪毛病，赵忠祥懒得理论，干脆第一时间贴出18首新诗让网友闭嘴。跟前几年与饶颖的婚外绯闻相比，这次的娱乐新闻对赵忠祥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何况现在他已从央视退休。饶颖如今仍在博客上时不时进行真相重提，赵忠祥却自认已从漩涡中心走出，只是过去的那些纷扰绝非娱乐事件那么简单。

南都周刊：您现在回头来看过去的风波，算不算“娱乐新闻不过三天的寿命”？

赵忠祥：那时还不完全是娱乐事件，算社会新闻了。但当时强势传媒都没涉及，因为这是个捕风捉影的事，只是某些娱乐记者职业感不太强，他不去寻根究底说你这个事到底有没有证据，他是看热闹的，唯恐天下不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个成熟的媒体是会坐下来仔细分析的。

南都周刊：我们虽然是娱乐媒体，但也愿意听您仔细聊。

赵忠祥：如果是谈这个事，我会一二三把这个事情罗列出来，你又没有那么大篇幅给我发表，而且又说不清。（怎么会说不清呢？）那我举十个例子你能给我登吗？每一个例子都还有法律依据，你能给我写多少字呢？而且人家一看你们是娱乐杂志，就觉得不严肃了，不会相信的，我还真小看你们。（笑）不过我要告诉你，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态还是很娱乐的，我的第三本书叫《岁月缤纷》，就是在那两年写完的，你要是看了我那本书，就会发现我当时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依然是生活多姿多彩、色彩缤纷。

南都周刊：所以，这个事情对您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赵忠祥：不可能不耽误我一点时间，我要是让他们伤着了，那我就栽了，我只有让他们伤不着，当然我也不是金刚不坏之体，但至少我还是我行我素，写我的诗，画我的画，做我的节目，也就是说他不影响我整体的大点。

南都周刊：有一种说法是饶颖事件让您淡出央视的？

赵忠祥：我不主持春晚是我正火的时候，不是因为外界的什么事造成我不主持，大概在2000年以后，我跟倪萍同时不主持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在当年所谓的风风雨雨中，几个媒体联合做了个调查，内容就是今年你希望谁来主持春晚，我的拥护率都是85.7%,普京当时在俄罗斯的拥护率才76%，我一个人就有这样的比例，只留出20%的空间给全国的少男少女。你说我的形象被颠覆了吗？

南都周刊：那您身边的人有受到影响吗？

赵忠祥：当我遇到铺天盖地那么大的事，朋友给我的隔离层、保温层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最感动的就是，当时我接到很多短信，现在有一条我都能背下来，是我组里一个女孩，在第一时间给我发了个短信，内容是：赵老师，我们永远爱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永远同你站在一起。

南都周刊：那个时候家人怎么看？

赵忠祥：如果得不到家人信任，我觉得我做人太失败了，我的家人太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了。

娱乐时代：崇拜刘德华的人不崇高

对年轻人而言，赵忠祥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尽管在前几年，他的声音更多出现在调侃的网络段子里，对于异军突起的网络时代以及随之空前强大的泛娱乐化精神，赵忠祥颇不以为然，他说中国电视是从他的《正大综艺》才真正开启了一个正正经经的幽默时代的，而后都被颠覆成什么选秀节目，眼下那些八卦不过是“庸俗低级”的玩意。

南都周刊：经历那些后，是不是特讨厌八卦？

赵忠祥：小八卦我还能忍，说什么没关系，只要你最后别说成我叛国、叛党、投敌就行，其他都没关系，我也不会计较，比如说赵忠祥是个大混蛋、大流氓，都可以，我不会生气。我觉得王朔有个阶段的态度就很好，“别说了，我就是，我都承认，行了吧，你还能再说什么，这不就到头儿了吗？”

南都周刊：您这个底线真够低的。

赵忠祥：这是实话，八卦到我身上来是非常容易的，我根本就不理他，也不是没人八卦我，我觉得我经得住。因为赵忠祥这三个字在中国人民心里是有分量的，他八卦他也刮不倒我，我不会毁，你拍我裸体也没关系，我裸体也不好看，就是施瓦辛格一身肌肉你拍他裸体也不好看，半裸还可以，呵呵。我就告诉你，没事儿，真的，我给你开个窗户，你就来拍，我欢迎你来拍，但你就拍出去了又怎么着了呢？我就自杀吗？我只能说你下流你卑鄙。

南都周刊：那您知道艳照门吗？

赵忠祥：知道。（有人跟您聊这个？）有啊，我也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会问我要不要看，我说不要，太下流了。传播者也下流，制造者也下流，人进入文明社会就不该把动物的原始本性或者兽性拿来津津乐道，这非常不好，而且竟然那么多人感兴趣，这说明这个时期有一种下流的心态。

南都周刊：您是不是很不喜欢现在的娱乐？

赵忠祥：现在的通病是娱乐很空泛，这个乐完全让人笑不起来或皮笑肉不笑的。选秀节目还不属于完全低俗的娱乐，有很多完全低俗的，主持人出来像小丑，说的话“哇啦哇啦”，港台腔一大堆，天哪，我真要吐了，我真告诉你，要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他这么不正经。你别以为现在是庸俗的时代，大众还是崇拜英雄的，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航天员会得到更朴实的尊重。现在会有人拿刘德华这种偶像去对比，我不是说他不好，他总体也是很严肃很严谨的，但到他这就是底线了，你崇拜他什么？无非是出镜率、喜剧元素、歌唱作秀，然后挣钱的能力，失去了一个最原本的东西，崇高的东西。什么叫崇高，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大家的幸福，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你去做这些事情才叫崇高。

南都周刊：您挺忧虑的？

赵忠祥：我天天在忧虑，我今天给你讲，就是让你传达出我的忧虑。我不反对你娱乐，但是你一定要娱乐出知识、文化来。这个所谓“秀才谈书，屠夫谈猪”，庸俗的人在一起就讲黄色故事，大家互相幽默，笑得饭都喷出来了，是很娱乐，但一天比一天庸俗。

南都周刊：您不怕有人觉得您脱节吗？

赵忠祥：我有被谁取代吗？我还存在啊。你也拿不出数据来说明我们13亿人都喜欢这种娱乐。

 

1984年，赵忠祥第一次主持春晚，与姜昆等同事合影。
1994年5月开播的《人与自然》是赵忠祥的代表栏目，他凭此栏目多次获国际环保奖。
今年退休后，赵忠祥更加热衷于舞文弄墨，他的书法作品最高拍卖价达5万元。

告别央视：我去哪儿都是收视第一

从1958年到2008年，赵忠祥在中央电视台服务了50年，从《新闻联播》播音员到综艺节目《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再到春晚常客，以及如今仍在继续的《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大概没有人比赵忠祥更有资格评说央视的方方面面了。他从不认为央视是一个包袱，阻碍了他的发展，也佩服自己能这么长时间为央视服务，“这是我的荣耀，我对历史可以交代，而且历史也会写我一笔。”

南都周刊：退休后是不是终于自由了？会不会去拍拍贺岁片啥的？

赵忠祥：央视是有规定主持人不能演出，现在就管不着我啦，的确商演活动特别多。我跟冯小刚、陈凯歌他们也都是朋友，但他们还真没找过我拍电影，大概觉得我不行。（笑）但我不可能变成一个纯娱乐化的艺人，我在新闻职场工作了近三十年，纯娱乐我不喜欢，我不是做不到，凭我的聪明才智，我甚至可能比他们做得还好。可我希望说一点沉重的话题，有一点忧思。轻松幽默也可以，但不能从头到尾满嘴流油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叽叽喳喳不正经。

南都周刊：还可能在春晚上见到您吗？

赵忠祥：这个问题，我要在报纸上公开说明我的心态的话，我就会变得很小气。退休了，以后更不可能会去跟央视的主题节目发生关系了。虽然观众可能怀念我，但我真的有点勉为其难了，我过去做得很好，不等于我现在还能做得很好，从体力、精神上可能再主持会很累。

南都周刊：这些年央视主持也是频频犯错。

赵忠祥：我不去评说我的同事们。但现在已经很宽容了，网络上评价你说错一两句那算什么啊，我那个时代错一个字就可能把我们命给革了，那是叫杀身之祸。可以说这么久以来我在直播节目里是没有出过错。

南都周刊：那您有过收视压力吗？

赵忠祥：没有，我做任何一个节目，收视率都是最高的，做《正大综艺》，我所讲的也是满场爆笑，收视率在37%，《动物世界》上个月7%的收视率，没有人超过我。离开央视，我也可以再去找别的节目，我去做任何一个台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的节目，我都会把它做成中国有名的，超过央视，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我要没有这个把握，我就不做了，你相信我的职业眼光，我干了半个世纪，我知道哪个节目能做好。就跟我写书一样，目前也没有人能超过我，我永远不做第二。

赵大师引经据典回应质疑

赵忠祥对记者说第一段话时，便有四点自我总结，“第一风趣，第二冷幽默，第三很文雅，第四很有学问，”采访过程中，他的确是从《诗经》说到《尚书》，从“向晚意不适”说到“吾谁与归”，从奥巴马当选说到精英草根之争??面对质疑他显得底气十足，对春晚近年来的危机他也分析得头头是道。

回应七律诗事件：那绝对不是“老干部”诗

《神七赞》这首诗，你可以跟我有不一致的看法，但不能这么挑毛病，“挑毛病”表明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你写得比我好，我不认为我诗里有毛病，我只是没理他们这事。我的文化不容置疑，他们这些人的文化，连我的三分之一也不够，没资格来跟我论诗。所以我后来又拿出18首来请人指正，没有一个人，没有了，真的你不信回去看看。其中几首诗，可以说是绝对的唐人诗意，比如我给你背一首，《并蒂莲》，“如霞并蒂现荷塘，窗前蝉鸣催逝光。纸上花魂留笔墨，莲台月影水生香。”就我这个七绝，我不敢说我很好，至少是唐人诗意，绝对不是那几个人说的老干部诗啊，老干部是写这个诗的吗？老干部敢这么写吗？我水平已经很高啦，他们瞎挑毛病啊。

点评央视春晚：专家胡批评，我情愿叫“春联”

我当然不满意现在的春晚啊，我一直在研究这个，迄今为止，无论专家学者、某位编导，或者网友，都没有说到要害。他们不知道需要什么，在这无端地发表见解，甚至说停办，这都是不对的。在我看来，春晚必须要有的三个元素现在没有被突出和强调：第一是“盛世办灯会”。这是一个太平盛世，你说“No，stop”，这绝对是反动。第二，春晚的两个最主要元素，就是民俗元素、民族元素，春晚是以家庭为单位，守岁、亲情、温馨甚至有点酸楚。我们现在弄得太张扬了，弄成了一个大比拼，已经把它弄成了巴西狂欢节了。春晚不是狂欢，春晚是一种抒情，一种温馨。你把它弄成了一个极乐世界了，娱乐至极绝对不具有民族意义。第三就是互动，我们的春晚原来不叫春晚，我们叫春节联欢晚会。我情愿你叫春联，你别叫春晚。你现在一抽去了互动因素，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春晚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晚会了，你演我欣赏。这几年的春晚也没有互动，所以人们不喜欢，但是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这些所谓专家批评者也不知道，他胡批评。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张燕 实习生 黄影)

 

 

三人之间有一段复杂的感情。（资料图）倪萍一家三口。

中国娱乐网11月14日报道 倪萍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在缺少父爱环境中成长的她，成年后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个幸福的家庭，然后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让孩子在温暖中长大。但现实一直没有给她一个做好母亲的机会。

往事:黯然离开陈凯歌

倪萍在山东时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一女。但随着这段婚姻的解体，女儿被判给了前夫。后来到了北京，遇到了陈凯歌，两人相爱8年。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声称自己怀了陈凯歌的孩子―――倪萍选择了离开。当她遇到现任丈夫王文澜时，身体不再适合做母亲了―――倪萍怀上了王文澜的孩子时，已经39岁。

因为是高龄孕妇，王文澜和家人都很紧张，一再劝倪萍放弃算了。最后，倪萍还是留下了孩子。

儿子:先天性白内障

儿子出生于1999年2月，属虎，倪萍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叫虎子。虎子11个月时，倪萍发觉虎子老是摔跤，很难站稳，眼睛好像有点不正常，不能注视，不能随着光线游走，抓不到眼前的物品。到医院去，结果很不乐观―――先天性白内障，一种很麻烦的病，而治疗的最佳时间应该是新生儿出生8―17周之间。

虎子的眼疾发现得太晚，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直到做了手术后，虎子还是有弱视的后遗症，他必须从小就配戴眼镜进行矫正，将来还要根据眼球发育和视力情况再施行二期人工晶状体植入。对于倪萍夫妻而言，虎子的意外疾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救儿:倪萍选择继续在家

决定生这个孩子的第三天，倪萍就离开了《综艺大观》，并且停掉了所有的工作。80%以上的弱视患儿是可以治愈的，因为虎子还不到1岁，所以有很大的痊愈可能。弱视的治疗时间一般为1—2年，甚至4—7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治疗过程。由于孩子缺乏自制力，会因为戴着眼镜不舒服不自觉地将眼镜取下来，影响矫正效果。所以，家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王文澜的工作性质（记者）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时间呆在家里照顾孩子。于是，本来打算等虎子满了周岁就重返岗位的倪萍选择了继续在家。当一个病孩子的母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虎子还是一个不知道危险为何物、视力又很不好的孩子，必须时时处处看着他，怕他掉进池塘，怕他摔下田埂，还怕他趁大人不注意扔了眼镜。

一岁多的孩子精力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活蹦乱跳地在家闹上一整天，累了，头一挨枕头就能呼呼大睡，睡醒了又是精神百倍。倪萍不行，越是累越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等王文澜回家换班了，借助安眠药睡着了，一觉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虽然晚上看护虎子是王文澜的责任，可倪萍只要听到一丁点的动静就会马上惊醒。

随着虎子的一天天长大，眼疾终于开始有了好转。过完3岁生日，经过手术治疗后，他终于完全康复，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小孩。

更让倪萍欣慰的是，虎子很聪明。手术前，因为他的视力不好，带着他在院子玩的时候，倪萍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很大的字教他认识，眼睛治好后，这些字他都没忘记———数了数，有一千多个汉字。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

                                                       

                                                   作者：月影风声

　　

    之所以这么骂，因为这件事于我有切身的体会。至于详情，暂不赘述。

　　据说本星球上还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只有两个。另一个是谁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那里的国民是不是像我这样对之深恶痛绝，敢不敢像我这样泼妇骂街般历数它的不是。

　　户籍管理不过是人和劳动力计划的一项内容。当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都是按计划实施的，那么在经济活动各大要素也应该计划，包括土地、资金、人力、原材料、产品销售等，如果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是按计划进行的，那就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

　　但是奇怪的是现在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那么多年，各主要的经济要素都已经实现市场化调节了，人口和劳动力还按照在计划的思路办事（户籍制度、计划生育）。都说“人挪活，树挪死”，但是在大量的大树进城的同时，却有叫兽高呼限制外来人口进京。

　　当然，户籍和任何制度一样，支持者都会罗列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认为，流动人口的增加会加剧社会的各项问题。

　　公安机关说户籍管理是为了抑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见过公安用户籍管理捉住了坏蛋的，也没有见过那个坏蛋因为有了户口而立地成佛的，更没有见过那个人会因为不攥着户口本就瞎捣乱的。坏蛋们不会傻到死呆在户籍地等你来捉不成，也不会在流窜的时候还怀里揣着个户口本等你来查。相反倒是不少的公安由于户籍管理而自己做了坏蛋（审批腐败）。同时，世界上很多并不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治安状况还比我们好得多。

　　各地政府说户籍制度是为了防止城市人口急剧上升，缓解城市基础设施压力。讨论这个问题前，先提个问题：你的户籍能够挡得外来人员的进入你们的城市吗？如果挡不住，说明它只不过是一道毫无作用的篱笆，保留之只不过提高了行政成本。但是如果真的挡住了，看来首都变成废墟的时日也不长了。看看吧，高速公路、大厦广宇是谁建起来的？没有外来人口，北京人大早起来提着尿壶排着队上厕所的光荣革命传统你们就继续发扬着吧。外来人口到底是缓解了还是加剧了基础设施的压力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有人认为外来人员购房推高了房价，导致了自己买不起房子。哦，挣不到钱买房还赖起外来人口了！也不看看盖楼的是谁，白领阶层不屑于干盖房子的粗活，难道还要等上海滩的瘪三给你盖房，别做梦了！哪一栋楼不是这些三月来了四月走的没户口的民工盖起来的？并且盖起房子之后跟你们争房子住的民工有几个？还不都是盖好了大楼不留名就走的活雷锋。并且，若不是外来建筑工人的低工资成本，那房价只有更高，那时候恐怕你连跳楼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有人认为外来的孩子挤占了他们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份额。且不说这个教育资源如何维持，单是看城市里的孩子数量，如果不是“择校生”，一些小学校早就关门大吉了，恐怕很多孩子要走更远的漫漫求学路了。办学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有，在少部分外来人口有能力“择校”以外，还有多少为城市创造了财政收入，带来了繁荣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子女甚至享受父母怀抱的温暖？二十几年来，各城市基础教育学校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跟得上城市规模的扩张的步伐的？大概没有！大家不敢骂政府也就罢了，把矛头指向外来人口，实在不该。

　　大家也许会担心方开户籍之后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维继。这个担心当然可以表示理解。但是取消了粮食供应制度之后大家饿着肚子没有？相反是大家吃得更好了！当年所谓允许农民工自带口粮进城倒也没有见过谁进城打工扛着大米的。

　　当然，户籍制度并不是一点好处没有，要是这样的话它是根本无法存在下去的。教育部门会因为它而痛宰外户籍子女的择校费，公安部门能够以办理暂住证和户籍审批大发其财，计生部门可以拿“流动人口”（这个社会谁不流动，除非他死了）的“超生问题”维持残喘。等等，但是这些却一点点在腐蚀掉我们党的执政之基！

　　一方面不少城市都在高喊发展成具有多少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另一方面却叫唤着“外来人口”或者“超生人口”带来如何的压力，要严格人口准入制度。恰似叶公好龙一样，嘴里说喜欢龙，但是真龙出现的时候却避之不及了。这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双重人格的表现呢？

　　混蛋的户籍制度，早日见鬼去吧！

 

看看这些中国明星现在的国籍

李连杰 美国 　　

陈凯歌 美国 　　

陈 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 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 静 美国 　　

王 姬 美国 　　

蒋大为 加拿大 　　

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斯琴高娃 瑞士 　　

韦 唯 德国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格莱斯尔[美]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1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膜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